自春季以来四五月，共举书四五本，然身陷繁琐之中，心似惶惶丧犬，读毕者竟唯此一本，忽有捧书大哭之意。

      自毕业以来，于社会认识愈多，于历史认识亦愈多。社会之认识滋养历史之认识，历史之认识反哺社会之认识，方痛觉自身知识结构之偏狭，思维理念之局促。于现代文化之隔阂，对西方世界之陌生。虽不必亦步亦趋，然知己知彼，一以客观，平准抉择，自是当然之理。又与西人稍有接触，则痛觉我民族之落伍恐不输于清末民初，而对国家民族之前途愈感消极。

      蒋氏之书，以科学、机械、民族精神为现代化之进向三途径，横准以民众与士大夫，辅以当世英雄豪杰人物，既有美国新史学之训练，亦不逃离旧史之窠臼。换言之，即能采旧史之长处，史中有人，亦能独辟途径，观察新史。于近代史研究和史书撰写，皆有开山之功。

      政治人物之伟大，在于其眼光与手段，史学家之伟大，亦在于眼光与手段。李鸿章虽与西方文化隔绝，但其立意中国，在近代史中，不愧为最伟大和最能干的政治家;孙中山相比则反而次之，虽能有所想法，但毕竟书生意气，未能实行，是一思想家而非实干家。蒋氏对于林则徐之评判，对于左宗棠之评判，对于湘军等的评判，皆有己见，不落俗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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